糟蹋有字的纸，要挨打
吉州区兴桥因果寺惜字塔
安福县竹江观溪惜字塔
吉安县敖城功阁惜字塔
■李梦星文/图
我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的，小学没毕业就遇上“文化大革命”，中学以学政治和搞劳动为主，正规的传统文化和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接受很少，直到恢复高考成为“七八级”才弥补了一些。一些当年十分流行的说法和行动，如今看来有些荒唐可笑，可当时是严肃的政治立场问题。比如，“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必须“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
可是，在我们这一辈生长的环境里，还顽强地存留当时遭到批判的“封建主义余毒”，一些传统观念并没有彻底地被“文革”“革”掉，可见文化的力量是多么地坚韧。如民间有时依然按传统的观念和习俗行事，典型的是对文字和纸张的爱惜和敬重。我的先辈像阿Q说的那样“也阔过”，家族算得上是“书香门第”。五六代前的先祖是进士和举人，旗杆石至今还立在祠堂前，直到民国初年还算是“名门”，抗战后逐渐没落了。老屋楼上尽是古书，“文革”时全烧了。外公是有名的“师老”，门生众多。记得小时候，长辈就严格要求，有字的纸，哪怕是没有作用的废纸，也不能随意丢到地上用脚踩，不准用字纸包东西，不能用来擦桌子污迹，更不能揩屁股，只能放到厨房的灶里烧掉。违反了，轻的在祖宗牌位前罚站，重的就要打屁股。村上老人还说，纸都是仙人造的，字是天上文曲星管的，容不得污染糟蹋，只能烧了送还给他们。否则，你就读不得书，读了书也没出息。
这种对文字敬畏的观念，之所以在那段非常岁月里都没消逝，是因为吉安崇文敬儒传统的久远和深厚。经近百年自然毁坏和政治风暴的侵袭，在吉安乡村的村边地头或荒野，还可见一些特殊的小型砖塔。有的三四米高，有的只一米多高，有的爬满了藤蔓，有的残破不堪，民间称之惜字塔（亭）或焚字炉、敬字亭，为珍惜文字之意。
古时，凡百余户的村庄，就有一两座这样的惜字塔。卢家洲村里原有三座惜字塔，一座在克复堂祠堂对面的水沟边，一座在卢氏宗祠旁的水井边，一座在村后西北树林里，几十年前陆续倒塌或被摧毁了，只剩遗址。今属青原区的菱塘邓氏宗族，在《大菱塘邓氏三修族谱》中有村中惜字塔的记载，说是始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有三层，在一块菜地中，过了13年迁移到水塘南面中部，接连一拱桥，把塔当作一支笔，期望文化兴盛，把桥当作一把锁，用以关住财源。
吉安古代这样的惜字塔无数，现在大多被毁，也有幸存的，有的是经修复而存。吉州区兴桥镇丁塘村后的因果寺，在宋代就附设了群乐书院。据说欧阳修的祖辈在那里教过书。寺外有座惜字塔，三米多高，塔门残存有“惜字”字样，保存完好。
距丁塘不远的石边村前田垄边的树林下，也有座一米多高的惜字塔，躲过了灾难矗立着。永丰县上溪乡礼坊畲族村村民雷丰佰家旁边，有座惜字亭，又称敬字亭，也是用于儒生和民众焚烧字纸。该亭全用青石板建成，高2.52米，分两层，第二层中间有一个圆形洞，据村民说建于清朝乾隆年间。
我所见到最高大的惜字塔在遂川县衙前乡上镜村。塔身用青砖砌成，6面9级，高八九米，相当于两层楼房的高度。每一级的三面都有一个小孔，用于焚烧字纸，而且每级的三面小孔都相互错开重叠，美观又实用。据《龙泉彭氏族谱》记载，惜字塔是彭氏三十一世祖彭良钊于清嘉庆年间（1820年）修建的。彭良钊在广东做木材生意赚了钱后，遵从父亲教诲，回到故乡，娶妻生子，买地做屋，教子读书，又建此塔。塔后百余米处是宗祠，也是新兴书院驻地，据说在宋代就创办了。永新籍北宋名相刘沆在此读书，村民一直以此为荣。彭氏宗族规定，本族子弟需勤习经书，尊师礼，不可污秽文房四宝。废字纸不可乱扔，家长需收集存入筐中，待来年的正月初一，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要扛着一年积攒下来的废字纸，集中到惜字塔前，举行点香烛鸣爆竹祭拜文神仪式，再将纸塞入塔中烧毁。此塔曾经破旧，有的砖被风化销损，前几年经修葺更为坚固，倒映在水塘中，与古祠古宅古树相映衬组成古朴典雅的景致。
我国的惜字塔始建于宋代，到元明清时已经较为普遍。通常建在村头村口、书院或寺庙之内、道路桥梁旁边，有些大户人家亦会在自家院内建有惜字塔。人们认为，文字是神圣和崇高的，写在纸上的文字，不能随意亵渎。即使是废字纸，也必须诚心敬意地烧掉。这种敬重文化的观念，在吉安代代相传，不管是读了书的儒士，还是不识字的田夫野老，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于是化作了一种乡风民风在乡间蔓延。
字和纸早已不是稀罕物，现代化的电子书写和传输方式也早已基本普及，可崇尚文化、敬重文字的观念不应抛弃。我相信，随着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浪潮的向前涌动，这股风气将会越来越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