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人杰末代状元
原标题：庐陵人杰末代状元——刚正秉直的刘福姚
■邹锦良
刘福姚（1864—1911），原名福尧，字伯崇，号守勤，又号忍庵。祖籍江西庐陵，寄籍广西桂林，生于广西临桂县东乡刘家里，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状元。刘福姚考中状元后，官授翰林院修撰，后升任翰林院侍读。在翰林院侍读任上多次担任地方科考考官，宣统二年（1910），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苏考察筹办宪政事宜。他受座师翁同龢的影响极大，思想倾向于变革维新。翁同龢被革职后，刘福姚也受到冷遇，曾为官十一年未升迁。刘福姚虽仕途极不得意，但他的文学功底很深，为官之后，目睹中日甲午之战、戊戌政变、庚子之役等重大历史事件，感慨良多，尽抒于笔端。尤其庚子之难时，留身京城，同著名词人王鹏运、朱祖谋潜心词学，作成《庚子秋词》一稿。
刘福姚写诗作词多是抒发爱国抗敌之思想、忧国忧民之情怀，颇能激人肺腑，催人奋进。因此之故，刘福姚成为晚清极有影响的词派人物。非常可惜的是，刘福姚晚年定居上海，以卖文为生，穷愁潦倒，抑郁以终，著有《忍庵词》等书稿。
“家风仁厚”状元公
刘福姚父亲刘济清，号幼芬，是一名诸生，知书识礼，秉性仁厚，济困扶危，誉满一方。父亲的品行潜移默化影响着他，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刘福姚也养成了为人耿直的性格。
刘福姚自幼好学勤勉，博览群书，才华过人。光绪八年(1882)，刘福姚应郡邑之试，屡冠其曹。是年，刘福姚参加广西壬午科乡试，考中举人，声名远播。光绪十五年(1889)，他考入内阁中书，便在京中任职，虽然并不是正式的官职，但也算是有所成就。在此期间，他聘娶了同乡石子轩太史成峰的次女为妻，但未到一年，妻子便去世。后来又娶曾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女儿为继室。光绪十八年(1892)，刘福姚应壬辰科会试，获得殿试资格，并在殿试中一举夺魁。
刘福姚高中状元是比较有韵味的。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自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肆意侵入中国，而清朝政府却腐朽无能，国势日衰，当时政治改良、革弊除腐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光绪皇帝亲政之后，更是立志维新，选贤任能。刘福姚正处于这一历史浪潮，在经历了传统与近代思想的双重洗礼后，革新思想日盛。于是他在殿试策中，提出了“改法所以新国”的维新主张，抒发了“非除弊不能开新，无革旖难致强国”的政治抱负。当时的主考官、户部尚书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也主张“维新政治、以强国体”。当他看到刘福姚的殿试策时，甚是满意，便把刘福姚的试卷呈送光绪皇帝御览。光绪皇帝也正想选拔人才，以图维新之举，便钦点刘福姚为壬辰科一甲状元及第。
“庐陵品格”状元公
刘福姚科考之路比较顺畅，他中状元时只有二十八岁，还不到而立之年。消息传来，广西为之轰动。按照惯例，刘福姚登科后，即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一职，掌修国史，开始了其政治生涯。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刘福姚与礼部员外郎陈璧共同出任癸巳恩科贵州乡试正副考官。光绪二十三年(1897)五月，通政使司通政使萨廉与修撰刘福姚一道出任丁酉科广东乡试正副考官一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詹事府詹事李昭炜与刘福姚一同出任庚子科浙江省乡试副主考官。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刘福姚出任癸卯恩科河南乡试副考官之职。由于他中状元时政局动荡，生不逢时的刘状元也就没有创造出多少值得一写的政绩来。宣统皇帝上台后，刘福姚曾被委派前往江西、安徽、湖北、江苏等地，考察筹办纯属形式主义的所谓“宪政”事宜，但是成效很一般。
刘福姚为官十一年未得到升迁，新政之后，为翰林院秘书郎，兼学部图书局总务总校，这也是他一生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在政治思想方面，刘福姚受恩师翁同龢影响比较大，倾向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翁同龢失势。作为门生的刘福姚，自然也受到牵连。但十分难得的是，刘福姚一生为人耿直清正，不肯阿谀奉承，他只尊重忠心为国为民的人，不屑与朝中那些蝇营狗苟、钻营弄权的王公大臣为伍。他常对同僚和朋友说：“为官可以无禄，不可无骨”。再加上他是个性格刚烈之人，不会见风使舵，所以，他的仕途基本就此止步了。从这一点上来说，刘福姚是深受庐陵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宋代庐陵曾涌现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忠一节”，有文忠公欧阳修、忠简公胡铨、忠襄公杨邦乂、文忠公周必大、文节公杨万里和忠烈公文天祥。明代又有王艮、李时勉、邹元标等，这些忠节义士舍身成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敢于得罪君主，触怒权贵，哪怕被贬官、被流放、被大板，甚至牺牲生命也全然不顾。所以，刘福姚虽在广西出生，但他的骨子里流淌的是庐陵文化的基因。
刘福姚虽然在他政治生涯的十几年间，并没有显赫的地位和政绩，但是从光绪十九年（1893）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十年之间，他一直徘徊于全国各地的科考考场，替君主和国家选拔士子，这其中也不无玄机。刘福姚科考，本是因为维新思想大臣翁同龢所举荐，亦为立志兴国的光绪皇帝所看重，加上本身文采过人，方才能够状元及第，翁同龢自然成为他名副其实的老师。光绪皇帝任命其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正是将选拔优秀维新思想人士的重任交付刘福姚办理，因此十年之间，未曾升迁，其一直奔走在为国选才的道路上。“词坛留名”状元公
刘福姚为人耿直清正，不善阿谀之词，故仕途极不得意。虽然在政治道路上并不顺利，但刘福姚的文采却进一步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的文学功底很深，工于诗词、对联和书法。他为官之后，国事民情尽抒于笔端。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难。刘福姚身陷京城，与浙江吴兴的著名词人朱祖谋、同乡王鹏运吟和，作成《庚子秋词》集。在作品集中抒发爱国抗敌、忧患之情。刘福姚工于诗词，是晚清临桂派重要词人。刘福姚等作的《庚子秋词》，为时人争相传诵。时人有“幽瑟沉着，流丽质秀；用事落典，蕴藉幽深”之评语。
刘福姚成为晚清极有影响的词派，著有《忍庵词稿》。广东番禺人叶恭绰编的《全清诗抄》，收入其六篇词作。刘福姚在《思归乐》写道:“易水悲歌燕市酒，容儿辈，椎埋屠狗。揽镜自伤憔悴久。莫更说，健儿身手。落叶惊风吹陇首，暮色起两三亭堠。雁门李广尚在否?只今月明依旧。”当时八国联军侵略的京津一带，正是过去“燕市”的地方，他用此典故来抒发他对入侵者的愤恨之情，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百姓的恶劣行径。
刘福姚等人所做的《庚子秋词》被现代文学评论家阿英称为“反侵略文学”。刘福姚等用曲折隐晦的笔调，表达了黍离之哀，对慈禧误国的不满以及对外国入侵者的痛恨。“荣耀故里”状元公
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朝垮台，刘福姚也就没了工作，没了工资收入。无奈之下，他只好跑到上海自谋生路。据说，他的晚年生活很是艰辛，没有稳定生活来源的他，只好发挥自己会耍笔杆子、书法不错的特长，靠给人家代笔，甚至上街卖字换几个零钱度日。作为昔日的状元公，当年是何等风光，如今却落得这样的结局，刘福姚的心情之落寞可想而知。刘福姚晚年的生活经历，说明他几乎是一个被历史、被社会遗忘的状元公，其人生际遇让人为之叹息。
但刘福姚的这一状元，对于广西来说，无疑是有着特殊意义的。首先，就壬辰科而言，该榜除了状元是广西临桂人刘福姚外，其他亦有范家祚、陈福荫、吕森、王家骥、秦士麟、阳凯、郑揆一等七人同时上榜。一个县在同一科考得中八名进士，其中还有一个状元，这在中国科举考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其次，就科考本身而言，光绪朝为了招揽人才，开设恩科次数也有所增多，就光绪十五年（1889）到光绪十八年（1892）间，就有三次科考，其中光绪十六年（1890）加开恩科。在这三次科考中，广西临桂籍考生，竟然出现了两个状元，分别是光绪十五年（1889）的张建勋和光绪十八年（1892）的刘福姚。于是，在整个的临桂城中就流传着“一县八进士，三科两状元”的说法。
作为晚清广西的最后一位状元，刘福姚在当地甚是荣耀，至今桂林市靖江王城东华门上，有一块“状元及第”坊，上面刻着广西历史上其中四名状元的姓名，其中就有刘福姚的名字，以此作为后人对刘福姚的一种纪念。刘福姚的状元及第，一方面说明了广西在晚清科举历史上的辉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旧式教育场所的广西贡院，即“靖江王府”在晚清历史上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