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减负
“学生的课外辅导班过多，有的一个周末要上4～6门课，留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不久前，北京市海淀区某优质中学召开了期中考试后的家长会，初一班主任于老师专门拿出时间与家长讨论孩子上课外班的问题。
“我们班有些学生不仅是在培训机构上课，还有‘攒班’和自己找名师‘一对一’的，有的‘一对一’一个小时就得六七百元，钱花了不少，但是孩子完全没有时间消化，真的没什么效果。”于老师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如果对这两年的基础教育进行盘点，“减负”绝对是一个高频词。从去年2月起，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等文件，部署开展为期一年半的专项治理行动，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公布了本地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方案。8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是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校外培训机构长效管理机制的重要文件。
而由中国教育在线刚刚完成的《2018年基础教育发展调查报告》则显示，在K12培训领域可以称得上“龙头老大”的好未来教育集团和新东方教育集团旗下优能中学，2018财年营收均再创新高，分别达到116.62亿元人民币和68.48亿元人民币。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对比了去年同期的该份报告，好未来教育集团和新东方教育集团旗下优能中学2017财年营收分别为68.85亿元人民币和46.84亿元人民币。很显然，政策环境虽不十分理想，K12培训市场的“带头大哥”依然保持着很好的增长势头。
按理说，治理应该带来培训市场的低迷。但现实是：一边，教育行政部门在不断出台政策；一边，培训机构在不断积累财富。
这两种现象似乎存在着逻辑上的不合理。那么，给学生减负为什么这么难？
抢占名额、按照交费次序排座位 “白名单”机构等于稀缺资源？
中国教育在线相关研究人员介绍，自治理政策出台后，校外培训机构的确受到了一些影响；截至2019年1月，好未来及新东方两家教育集团市值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小，存在安全隐患的，在经营管理上存在问题的校外培训机构，要么招生受到影响，要么已经在整治过程中关停了。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0日，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1050所，存在问题机构272842所，已完成整改269911所，完成整改率98.93%。
不过研究人员发现，随着寒假的结束及新学期的开始，2019年1~2月，好未来及新东方两家公司市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升。
这个研究结果正好印证了不少家长的直观感受。
“白名单的学校价格比之前咨询的那家小机构要贵不少，但是，这是培训班里的‘名校’，贵一些也是应该的。”武汉的黄女士说。去年年底，教育部要求各地以县为单位公布培训机构黑白名单，随后，各省纷纷公布了名单。也因此，确实有不少家长给孩子更换了培训机构，转向更大的白名单上的学校。
日前，有媒体报道一些“白名单”中的机构开始“坐地起价”，培训费水涨船高了。
不过，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明目张胆涨价的现象并不是十分普遍。在湖北上大三的学生刘红业余时间在一家培训机构做英语老师，“如果跟去年年底比较的话，现在每节课的课时费大概贵了10元”。
在培训市场的价格已经相对比较透明的今天，刘红的介绍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不过，一些家长反映，虽然不少机构每节课的单价并没有太多变化，“但是，打折力度确实小了很多。”北京一位初一家长兰女士说。去年夏天，兰女士给孩子先后报名了两个培训机构的小升初暑假班时，两个机构的打折力度都极大，“小升初暑假班的课一期大概连上七八天，有一个机构语、数、外三科一共才50元”。
暑期班可能是培训机构为了招揽生源而给出了“白菜价”，不过兰女士介绍，初一开学后他们进行了语数外三科的“续报”，因为是几科联报，所以随着报名科目的增多，打折幅度也在增加，有的科目甚至打到5折，“但是，到了这个学期，打折力度明显弱了很多，无论你报名几科都不再打折了，最多每科减少50元”。
再加上一个学期分两次收费，很多家长也算不清学费到底涨了没有、涨了多少。
不过，对于很多对培训有“刚需”的家长来说，学费的小幅度增长并不是他们最烦恼。
“交学费的过程才叫折磨人。”黄女士说。
为了让家长清楚地了解孩子上课的情况，培训机构通常会每门课都给家长建一个群，群里既有这门课的任教老师，还有助教，另外就是在同一个班上课的家长。另外，每个校区为了方便发放学区级别的通知，还会给同一年级的学生家长再建一个大群。这样，给孩子报了几门课的家长，没到周末的时候光是看群消息就忙得不亦乐乎。
有了群，当然也方便交款了。
“不过，现在交款可不是‘接到通知——交款完成’这么简单，交款前一周培训机构先来了个预售，要求所有家长在培训机构的App上勾选自己要报名的课程。”黄女士说，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环节，但是在预售之前，各个群里便一遍一遍地通知，然后是一遍一遍地给出填报指南，到了预售当天更是每隔几个小时出现一次提醒。“在这种气氛下，家长们都很紧张，也盼望着开始预售的那个时刻赶快到来”。
终于，黄女士在预售到来的那个时刻成功地把所选的3门课程放“购物车”。本以为一切结束了，没想到，各个群里开始“接龙”，每个孩子的名字前面被打上了一个小方块，完成了预售的家长在自己孩子名字前面的小方格里打上“√”，再发到群里。同时，任课老师和助教不停地在群里告知家长：如果错过了预售，等到正式交款开始后，“新生”大量涌入，“老生”们就有可能面临“班级满额”的状况。
“一开始还没什么感觉，但是这么被轰炸了一星期之后，真觉得自己手中的名额无比珍贵，成了稀缺资源，如果不第一时间交费，自己孩子就会失去培训的机会。”黄女士说。
这大概就是培训机构要达到的效果吧！
交费结束后，这种气氛渲染依然没有结束。从开始交费那一刻起，黄女士手机的各个群里，又热闹起来：老师按照学生交费顺序开始排座位，交费靠前的被安排在“前排就座”。
哪个家长抵挡得住这样的压力？
只有一成多家长支持减负 减负道阻且长
俗话说“孤掌难鸣”。
这句话用在当前的培训市场是再合适不过了。
关于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问题，中国教育在线也做过一次网上调查，超过70%的家长认为课业负担主要来自课外辅导班。
但是当问到“是否应该为孩子减负”时，52%的家长承认孩子负担重，但为了升学只能坚持；26%的家长认为孩子负担不重，应增加学习内容；只有14%的家长支持减负。
每一个飙升数据的背后，都站立着一位甚至一家时刻准备战斗的家长。
中国家长似乎天生就是“焦虑体质”，危机意识、竞争意识极强。随着教育管理部门减负措施力度的不断加大，学校内部的课业负担确实在减轻，但是，家长们看到的绝对不是眼前的一次作业、一次考试，哪怕是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家长，眼睛盯着的也是6年之后的小升初、初一学生家长盯着的则是中考、高中学生家长盯着的是高考，甚至小学生家长都在为孩子的高考积蓄力量。该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参加课外辅导班的原因，超过60%的家长希望孩子进一步提高成绩、考入更好的学校以及增加孩子特长、提高竞争力。
就这样，虽然减负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家长依然坚定地把孩子送入校外培训机构。
河南的吴女士是一名高二学生的家长。众所周知，河南是一个高考竞争压力很大的省份，学校的学习安排基本上把孩子所有时间都占满了，只有周日下午半天空了下来，就这半天的时间吴女士给女儿报了一个地理补习班，“有短板就得补，事实证明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地理只能考五六十分，现在提了十几分”。
高中学生的家长都这么拼，那些时间相对比较宽松的初中小学孩子则更是培训市场的中坚力量。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曾经在新闻发布会上多次提到：“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确实，一边是家长们非理性冲动造就的“刚需”，一边是培训市场的依旧火爆，被二者挤压着的减负将如何更加有效推进，是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当前正在实施的从高招高考到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应该是综合施策的有效路径。
“道阻且长”,我们只能克服艰险按照正确的方向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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