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投资连乌纱帽面对中国经济心肠要硬
8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月份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PPI同比下降2.9%,环比下降0.8%。而从历史均值来看,7月份向来是PPI涨幅较高的月份,这让市场紧张不已。
政策加码的呼声再起,降息、放松信贷等成为不少市场人士的期待。
PPI的下跌,显示了企业的盈利进一步下滑,同时,连续几月PPI下滑亦显示实体经济的市场需求疲软。特别是以外向型为主的企业在受国内经济影响的同时,汇率的变动亦成为影响其盈利的重要因素。
对于肩负融资重任的银行业而言,应该如何纾困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如何解决?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在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
人民币对美元的真实汇率升值是挡不住的。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5‰扩大到1%。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升、降问题,市场争议不断。对此,您怎么看?
周其仁:我们先来看真实汇率。真实汇率就是把两个国家的通胀折算进去,目前,美国的通胀率还是很低的,而我们的通胀率是比较高的,把通胀率折进去看,我们的真实汇率对美元是上升的趋势。
所以我们不如把名义汇率升得快一点,减弱国内的通胀。你不主动升,真实汇率会升。绕一圈之后,国内的通胀,人工、土地价格都大幅上涨以后,最后汇率还是要升。
多年来,我们走了一条舍不得让名义汇率做大幅变动的路。但经济规律不可阻挡,这使得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只能多发货币。2002年的时候,我们M2(广义货币)不到19万亿,但是8年之后的2010年达到72万多亿。经济规律里面,你想躲这个,就会来那个,这就要去权衡,怎么选择。
在一般的认识里,会把经济问题中的汇率问题看做“升得对”还是“升得错”,但是经济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轻重的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人民币对美元的真实汇率升值是挡不住的。
我们和美联储调的不是一个“息”
《中国经济周刊》:央行最近的一次降息是非对称性降息,同时允许商业银行在一定区间内决定存款利息,市场有人认为这是中国银行业利率市场化的开始。对此,您怎么看?
周其仁:什么叫市场化?央行调的息和美联储调的息不是一个概念的息。
美联储所谓的降息、升息,是指美联储借给商业银行的钱的利息,而我们央行直接管着商业银行与市场的存款、贷款利息。在我看来,这离利率市场化还比较远。非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是两回事。
通过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
《中国经济周刊》:汇率的上升会不会影响外贸型企业的生存?
周其仁:在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的情况下,我不认为中国的外贸压力会一直持续下去。
当然,过去我们主要用了发达国家的销售系统和需求,所以,发达国家一遇到问题,我们也会遇到问题。但是,目前我们的人工成本和其他的要素成本比发达国家还是要低一些,有比较优势。同时,跟越南和印度比,我们有配套优势,虽然它们的单项要素比我们便宜,但它们没有配套设施。
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中国的外向经济和外贸会好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外向型经济的打法要做一些调整。与过去主要出口到发达国家不同,现在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并不一样,一些国家,五年、十年看,是经济不错,但其基础设施却不好。但是发展基础设施,它们现在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中国可能要通过对外投资来带动对外贸易,我们去做基础设施,带着钱去做,借钱给它们买我们的东西,相当于卖方信贷。其实,早些年发达国家对中国也是这样。
改变外向型经济的打法,简单讲就是通过对外投资来带动对外贸易。
中投的投资通常投不好
《中国经济周刊》:在欧
债危机以及西方国家经济没完全复苏的情况下,我们的外汇投资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改变?你怎么看资产多元化?
周其仁:就是要资产多元化。用外汇到这些国家去投资,比单一地买美国国债和欧债要强。
当然,在对外投资方式的改变上,是否要通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则需要国家把外汇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不应该央行把钱都变成国家外汇,然后再给中投一个任务让他去投,这种投资通常不容易投好。
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够用的,不用怕。我们需要藏汇于民,把外汇留在企业,留在民间,让市场去投。
我们的调控太灵敏了
《中国经济周刊》:您对刚刚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怎么看?市场有一些紧张。
周其仁:紧张什么?现在有一种在我看来不大容易接受的经济观点,即把经济变成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然后拿这个标准来要求经济。这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怎会弱不禁风呢?
现在市场上呢,只要这个变量一动,就想去拨另外一个变量,让它变平,这种变法其实是越弄越乱,市场的力量是要给它时间的。经济的结构变化和转型需要时间,现在并不是很糟糕。
现在我们的调控太灵敏了,出一个数字,马上就开始调。作为政府负责人担心:这么掉下去,收不住怎么办?过热的时候又担心:压不住怎么办?
所以有的时候心肠要硬一点,给它一个时间,要相信政府着急的事,市场里面也着急。相信我们的地方企业,经过30年的发展,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只不过有一些板块,实在撑不过去的,而且过不去以后后果非常严重的,政府要处理一下。比如小微企业,这个时候要强调减税,政府要支持它们一把,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降下来。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现在很多公司倒闭就是因为撑不到那一天。
地方政府的投资连着乌纱帽
《中国经济周刊》:虽然今年经济增速的指标下调至7.5%,但在经济出现下滑的趋势下,还是有地方政府出台大的投资规划,如近日长沙宣布一个投资规模超过8000亿的计划。您怎么看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
周其仁:这个东西你要仔细听一听:它做一个大的规划,它是要用几年的时间?5年?那么本届政府还干几年?你去看很多政府5年前做的规划,现在怎么样了?我们所有人都不看以前的,就看今天说了什么。它5年前说过的话多了,如果它过去5年讲的话平均都打了70%的折扣,那8000亿就剩5000亿了。
它如果投不到8000亿,有人追责吗?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投资决定,是财政开支吗?是预算内吗?还是一个看法?
而且你怎么落实?现在很多天文数字,就是因为没人推敲过,而且这个文件的性质就不具有强制力的,投不到怎么着吧,投不到乌纱帽拿下来?没有。
地方政府是但凡能多投,就不会少投。否则它GDP不会增长啊,这里面有一个乌纱帽机制在里面,全省互相点名,排名。在我们这套考核干部的规则没变之前,他的行为是不会改变的。
收入分配改革不是重新分配收入
《中国经济周刊》:收入分配改革也是当前公众关注的热点,您认为应该如何改?
周其仁:收入分配改革,在我看来不是对“你拿几块钱,他拿几块钱”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最后会越干预越糟糕。
对于收入分配,你要理解收入是哪来的。收入是资源的产出,劳动力产生工资、土地产生地租、资本产出利润、银行的贷款产生利息。
很重要的一点是,产生收入的资源要用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权利安排机制。比如,如果我们规定不准在街上摆摊,那么摆摊的那一部分人的收入就没了。但摆摊就会影响交通,比较好的办法是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摆摊,高峰过了就可以开放。
你研究收入分配就要研究摆摊的人、买东西的人、通行的人、政府这几个角色,你权利怎么定,收入就怎么摆。
所谓收入分配,就是重新界定权利。谁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是说,老百姓看到“有人收入低,有人收入高”不高兴,就把后者的收入拿来。这不叫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改革是要重新界定权利。
因为收入是资源在确定的权利框架下产出的流量。你诠释错了,这个收入分配更不合理了。想让人收入一样,这本身也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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