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投资连乌纱帽面对中国经济心肠要硬
8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7月份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PPI同比下降2.9%，环比下降0.8%。而从历史均值来看，7月份向来是PPI涨幅较高的月份，这让市场紧张不已。
政策加码的呼声再起，降息、放松信贷等成为不少市场人士的期待。
PPI的下跌，显示了企业的盈利进一步下滑，同时，连续几月PPI下滑亦显示实体经济的市场需求疲软。特别是以外向型为主的企业在受国内经济影响的同时，汇率的变动亦成为影响其盈利的重要因素。
对于肩负融资重任的银行业而言，应该如何纾困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如何解决？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在中国城市发展论坛上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采访。
人民币对美元的真实汇率升值是挡不住的。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4月16日起，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5‰扩大到1%。针对人民币汇率的升、降问题，市场争议不断。对此，您怎么看？
周其仁：我们先来看真实汇率。真实汇率就是把两个国家的通胀折算进去，目前，美国的通胀率还是很低的，而我们的通胀率是比较高的，把通胀率折进去看，我们的真实汇率对美元是上升的趋势。
所以我们不如把名义汇率升得快一点，减弱国内的通胀。你不主动升，真实汇率会升。绕一圈之后，国内的通胀，人工、土地价格都大幅上涨以后，最后汇率还是要升。
多年来，我们走了一条舍不得让名义汇率做大幅变动的路。但经济规律不可阻挡，这使得央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只能多发货币。2002年的时候，我们M2（广义货币）不到19万亿，但是8年之后的2010年达到72万多亿。经济规律里面，你想躲这个，就会来那个，这就要去权衡，怎么选择。
在一般的认识里，会把经济问题中的汇率问题看做“升得对”还是“升得错”，但是经济问题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轻重的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
人民币对美元的真实汇率升值是挡不住的。
我们和美联储调的不是一个“息”
《中国经济周刊》：央行最近的一次降息是非对称性降息，同时允许商业银行在一定区间内决定存款利息，市场有人认为这是中国银行业利率市场化的开始。对此，您怎么看？
周其仁：什么叫市场化？央行调的息和美联储调的息不是一个概念的息。
美联储所谓的降息、升息，是指美联储借给商业银行的钱的利息，而我们央行直接管着商业银行与市场的存款、贷款利息。在我看来，这离利率市场化还比较远。非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是两回事。
通过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
《中国经济周刊》：汇率的上升会不会影响外贸型企业的生存？
周其仁：在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的情况下，我不认为中国的外贸压力会一直持续下去。
当然，过去我们主要用了发达国家的销售系统和需求，所以，发达国家一遇到问题，我们也会遇到问题。但是，目前我们的人工成本和其他的要素成本比发达国家还是要低一些，有比较优势。同时，跟越南和印度比，我们有配套优势，虽然它们的单项要素比我们便宜，但它们没有配套设施。
我相信过一段时间中国的外向经济和外贸会好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外向型经济的打法要做一些调整。与过去主要出口到发达国家不同，现在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并不一样，一些国家，五年、十年看，是经济不错，但其基础设施却不好。但是发展基础设施，它们现在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中国可能要通过对外投资来带动对外贸易，我们去做基础设施，带着钱去做，借钱给它们买我们的东西，相当于卖方信贷。其实，早些年发达国家对中国也是这样。
改变外向型经济的打法，简单讲就是通过对外投资来带动对外贸易。
中投的投资通常投不好
《中国经济周刊》：在欧
债危机以及西方国家经济没完全复苏的情况下，我们的外汇投资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改变？你怎么看资产多元化？
周其仁：就是要资产多元化。用外汇到这些国家去投资，比单一地买美国国债和欧债要强。
当然，在对外投资方式的改变上，是否要通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则需要国家把外汇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不应该央行把钱都变成国家外汇，然后再给中投一个任务让他去投，这种投资通常不容易投好。
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是够用的，不用怕。我们需要藏汇于民，把外汇留在企业，留在民间，让市场去投。
我们的调控太灵敏了
《中国经济周刊》：您对刚刚公布的7月份经济数据怎么看？市场有一些紧张。
周其仁：紧张什么？现在有一种在我看来不大容易接受的经济观点，即把经济变成每一天都是一样的，然后拿这个标准来要求经济。这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怎会弱不禁风呢？
现在市场上呢，只要这个变量一动，就想去拨另外一个变量，让它变平，这种变法其实是越弄越乱，市场的力量是要给它时间的。经济的结构变化和转型需要时间，现在并不是很糟糕。
现在我们的调控太灵敏了，出一个数字，马上就开始调。作为政府负责人担心：这么掉下去，收不住怎么办？过热的时候又担心：压不住怎么办？
所以有的时候心肠要硬一点，给它一个时间，要相信政府着急的事，市场里面也着急。相信我们的地方企业，经过30年的发展，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只不过有一些板块，实在撑不过去的，而且过不去以后后果非常严重的，政府要处理一下。比如小微企业，这个时候要强调减税，政府要支持它们一把，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降下来。但这个过程需要时间。现在很多公司倒闭就是因为撑不到那一天。
地方政府的投资连着乌纱帽
《中国经济周刊》：虽然今年经济增速的指标下调至7.5%，但在经济出现下滑的趋势下，还是有地方政府出台大的投资规划，如近日长沙宣布一个投资规模超过8000亿的计划。您怎么看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
周其仁：这个东西你要仔细听一听：它做一个大的规划，它是要用几年的时间？5年？那么本届政府还干几年？你去看很多政府5年前做的规划，现在怎么样了？我们所有人都不看以前的，就看今天说了什么。它5年前说过的话多了，如果它过去5年讲的话平均都打了70%的折扣，那8000亿就剩5000亿了。
它如果投不到8000亿，有人追责吗？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投资决定，是财政开支吗？是预算内吗？还是一个看法？
而且你怎么落实？现在很多天文数字，就是因为没人推敲过，而且这个文件的性质就不具有强制力的，投不到怎么着吧，投不到乌纱帽拿下来？没有。
地方政府是但凡能多投，就不会少投。否则它GDP不会增长啊，这里面有一个乌纱帽机制在里面，全省互相点名，排名。在我们这套考核干部的规则没变之前，他的行为是不会改变的。
收入分配改革不是重新分配收入
《中国经济周刊》：收入分配改革也是当前公众关注的热点，您认为应该如何改？
周其仁：收入分配改革，在我看来不是对“你拿几块钱，他拿几块钱”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最后会越干预越糟糕。
对于收入分配，你要理解收入是哪来的。收入是资源的产出，劳动力产生工资、土地产生地租、资本产出利润、银行的贷款产生利息。
很重要的一点是，产生收入的资源要用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权利安排机制。比如，如果我们规定不准在街上摆摊，那么摆摊的那一部分人的收入就没了。但摆摊就会影响交通，比较好的办法是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摆摊，高峰过了就可以开放。
你研究收入分配就要研究摆摊的人、买东西的人、通行的人、政府这几个角色，你权利怎么定，收入就怎么摆。
所谓收入分配，就是重新界定权利。谁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是说，老百姓看到“有人收入低，有人收入高”不高兴，就把后者的收入拿来。这不叫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改革是要重新界定权利。
因为收入是资源在确定的权利框架下产出的流量。你诠释错了，这个收入分配更不合理了。想让人收入一样，这本身也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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